流浪者的蹤影

五十年代時唱過一首叫《流浪者之歌》的印度歌曲。曲終時多次重複主題那句歌詞:「到處流浪」,「到處流浪」,歌聲也逐漸輕緩下來,起著縈繞的效果,教人要問,那流浪者繼續流浪呢,還是終於找到了歸宿?

踏入六十年代,我有一個念頭,離開香島,到另一個洲去開開眼界。六二年到澳洲去,在那兒兜了一個大圈,在中部見識到「平沙無垠」的棕紅色的半沙漠地帶和東南部雪山 (Snowy Mountain)「冰天雪地」的景色,也欣賞了以色得名的藍山 (Blue Mountains) ,還有愛德萊特城 (Adelaide) 附近,遠離太平洋的海灘和浪潮。那邊大自然,雖然那麼誘人,可是那時候,該地還是個「白色(人種)政策」籠罩下的「傲洲」,人家不留我,我也不願留。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地流浪。六年後,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讓我到法國來,開始另一次的流浪。

那是六八年六月底。原定是五月啟程的,因巴黎的「五月風暴」,對外音訊受阻,延期了一個月。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香港的「六七暴動」也結束了沒多久,巴黎的「五月風暴」雖已近尾聲,但在巴黎拉丁區,運動的餘波猶時隱時現。我那時雖已不熱中政治,可是在這種歷史的關鍵時刻,潛意識的條件反射,教我不由自主地對這些現象多瞧一眼。

當我到巴黎市中心第五區 Censier 的《漢語研究中心》報到時,電話的外線還受到駐在那裡的「造反派」學生的控制。好幾次,敵對派的學生在大門前那塊空地打群架,時間大都是下班前。占地盤之利的學生,下午就開始拆掉一些椅背、椅腳,準備「武器」。四點左右,很客氣地通知我們,不必要留下的,最好早點離開。他們三、四十人在大門前的兩旁列陣吶喊,很有點像西部電影裡美洲土人備戰的場面。挑戰的果然按約定的時間到來。雙方都沒有高喊「報上名來,老子不斬無名之將」,就混戰起來。沒想到幾小時前那幾個「文質彬彬」的小伙子,在政治信念驅使下,竟會打得那麼凶。幸虧較量的時間很短,只幾分鐘,守候在附近的防暴警察進入現場干預,打鬥的雙方,不知還來得及喊一聲「後會有期」,就分頭作鳥獸散了。

十月初開課時,還有「造反派」學生到課室來宣傳。他們進來,不用敲門,也不用說客氣話。老師們,教授們得讓開,靠邊站。有一天,我去巴黎大學素邦總部 Sorbonne 聽名教授 Andre Martinet 的語言學的課。有幾個「造反派」走進來,其中一個在講壇上說了一大堆話,我都沒聽懂,只留意到他老說 「我」 、「我」、 「我」,“moi” 、“moi”、 “moi”。事後才知道,那是模仿那位教授的口頭禪,嘲諷他的權威口吻。
在其間的暑假,我到東部貝尚松鎮 Besancon 學法語去。剛巧《法國環國自行車周年大賽》途經該處。鎮裡的惟一的大馬道兩旁,設滿了臨時的做零賣生意的攤檔。怎麼堂堂一個法國共產黨,竟也在那裡做那些小買賣!我囿於多年以來香港的片面政治宣傳,總以為普天下的共產黨,都是一樣紅、一樣激進、一樣地政治掛帥!他們賣的不是「燒香腸」、「三明治」、「可口可樂」,推銷的大都是宣傳的貨色。我買了一個印有法共《人道報》的鑰匙圈,現在還留著作紀念。

我也是因不懂當時歐洲政治行情,因而作了一件出於好意卻完全不討好的事。我請了兩位很熱心幫忙的法國朋友,去看在巴黎演出的蘇聯歌舞團。這兩位朋友,既然自認是左派嘛,請他們去看他們的老大哥的演出,應是順理成章,用不著事前徵求他們的同意吧。沒想到整個演出過程,他們沒拍過一次掌!很清楚看得出來,因為我已早買了票,他們臨場不好意思推辭。結果弄得彼此都很尷尬。我一直以為左派人士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可不知道在西歐,自史達林時代始,特別是經五八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六八年蘇俄入侵捷克,摧毀「布拉格之春」之後,所有什麼共產國際的「團結得像岩石一般」、「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等等的宣傳,在西歐都全部幻滅和被唾棄了。

在巴黎這段頭幾個月的時間裡,因學習和工作還比較輕鬆,無聊時就以寫信來打發空閒。我還記得剛到時,是我現在研究所的法國同事呂嘉兄帶我去買郵票的。我說要買兩百個。他為我翻譯,怕聽錯,反問我是二十個還是兩百個。我不是一下子要寫給兩百個的友友,而是無聊的一有空就寫信。在給友人的信裡,常常把中、法兩地生活習慣上的瑣事的差異,充當信末打諢的材料,說什麼人家把廚房移到飯廳去(一般來說,在香港洋餐館裡,才會在客人面前弄刀叉的嘛),把臥室搬到街頭上(眾目睽睽下若無其事地擁抱親吻)。初見多怪,沒多久就熟視無睹了。

我和一個法國學生合租的一個房間,位於第七區 (rue de)Varenne 街八號地下。租金雖然貴一點,因跟我在香港中環同文街的老家對號,就迫不及待地租下來。這房子給我留下兩個頗深印象,一個是戶內的,一個是戶外的。

一天晚上,我嗅到室內有點異味。第二天,那異味變得更難受。我懷疑是從那個法國學生的那雙皮靴揮發出來的。他每天回來時,總是脫了皮靴就順手放在床頭。我找了個小藉口,很心平氣和地請他把皮靴放在門旁,他馬上會意,連忙點頭稱是。可是當天晚上,那異味更「變本加厲」。我只得暗地裡「追蹤」那異味的源頭。原來他在冰箱上頭放了一盒已變黃的乳酪 camembert ,法國人的「臭豆腐」!那時已入嚴冬,晚上室內的暖氣加熱,困在這個十來平方米的小室裡,怎樣不叫我這個吃「代乳粉」長大的聞之不吐呢?

戶外的那個印象也叫我難忘。靠近窗戶的行人路上,不知誰放了一輛自行車。放了兩天還沒騎走。第三天我發現自行車好像少了一些配件。正好在那一刻,我隔著窗紗看到一個路過的小伙子,把車把上的響鈴蓋擰走。不到一週,那輛自行車全部給「肢解」了。貪小便宜的,普天下都有,卻沒想到在這兒「花都」會有人,在大庭廣眾中,施施然地順手牽羊。這跟今天在巴黎的情況比起來,當然是雞毛蒜皮,微不足道了。

「初到貴境」,免不了因語言的隔膜而引起誤會。有些是不傷大雅的。例如在上法語課時,我老聽到老師說 “savons”、“savons”:為什麼她老是滿口「肥皂」、「肥皂」呢??「肥皂」是日常用品,我在小商店裡早學到了,可我把「知道」 savoir 的第一人稱的複數誤作「肥皂」。又如去聽我的導師李嘉樂 Alexi Rygaloff 教授的音韻學的課。雖然自知法語還沒達到聽他的課的水平,也只好硬著頭皮去上課。有一天,他說了不知多少次 a cheval,那真是丈八金剛,教我摸不著頭腦。為什麼他談漢語音韻學,卻老說「在馬上」呢??原來 a cheval 是法文的一個習慣語,意思是「跨著兩項」、「跨著兩樣情況」等等,不一定能按字面的「在馬上」去理解。我沒能掌握上下文,只好亂猜、胡扯。再過一些時候,語言上的失誤更時有升級。有一個法國女士談笑時,說我是個 salaud,那僅是沒有惡意的「小流氓」的意思。好吧,我是男的,所以她說我是 salaud。她是女的,我就以 salaud 的陰性詞 salope 回敬她。沒想到這個詞彙的陰陽兩式並不對稱,在語義上絕不平行,salope 相等於漢語裡辱罵對方是「臭貨」一樣的粗野!

說來慚愧,到法國來念語言學卻沒把法語學好。我自認在這方面一直
從沒下過功夫,說實話,也不願意下。在法語班裡,默寫(即「默書」),錯的字數比原文的還要到(皆因常常把一個多音節的字寫成好幾個「字」)。在巴黎頭一年內,我集中看啞劇,法國的啞劇大師 Marcel Marceau (剛於零七年去世)、來自瑞士的、日本的,都看。看得入迷,一場不夠癮,再多看一場。偶爾也去看話劇,但總選一些對話精簡,詞彙不太艱深的話劇,像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哥度》 Waiting for Godot 或「荒誕派」Theatre de l’absurde 的作品。興致到了,還老遠跑到瑞士洛桑 Lausanne 看 Open Theatre 的 Hair, Oh Calcutta, 全為新奇所吸引,連劇名也不知是何所指。後來發現,這些劇名的原義,不知道還比知道好些。六九年我愛人晉儀來巴黎後,我才常陪她到法國戲劇院 Comedie francaise 看舞台劇,那裡上演的都是莫里哀等的古典劇目。坐的是頂樓的十個法郎的「飛機位」。與其說看,毋寧說是聽。事前她先把劇本看一遍,告訴我劇情的大概。在劇院裡,她拿著劇本跟臺上的道白對讀。她學習法語比我認真的多了。

在這些日子裡,我抱著的還是流浪者的心情。因很難預知獎學金完了以後能否找到適合的工作。是去是留,仍是個未知數。對周圍的新事物,不免有旁觀者的態度,不介入。法語嘛,夠應付生活和工作上的基本需要就算了。然而,那時候雖已年過三十,可還有點書生氣。「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這流浪者心情的後遺症,也是我於七十和八十年代到處作田野工作的一條伏線。那廿年裡,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調查美洲北部印地安人地區和文盲眾多的中國農村的離群聾人手語創造。在與友人通信時,也間或發點牢騷,寫幾句感慨的話,像勸一位根深於中國文化的一位香港摯友 S 君,不要為了作些漢學研究而貿然出國,我還為他寫了這個程式:「 S君 ﹢外國」 = ○。

我來法國來得太晚了。在介乎「而立」和「不惑」之年,思想上、生活習慣上,基本上已定型。深受楚南文化陶冶的我,只能把渡過了後半生的地方認作個「二鄉」(讀如粵語的「異鄉」。


事隔快四十年了,流浪者的心態究竟減了多少呢?

游順釗 2005 年秋於巴黎驚弓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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